[转]任志强:我的初中辅导员是王岐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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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 中国新闻周刊(北京)

1964年秋,我考上了第二志愿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。这所学校解放前就有了,曾有许多名人在这里上过学,但我记不得了。只记得有一年校庆日,王光美来了,我还跟她一起合了影。从三十五中走出来的如今最有名的大约就是王岐山了,当今的中国副总理、中央政治局常委。当时他还是我初二时的辅导员。

当时许多中学都是男女分校的。西城区内的四中、八中、三十五中等都是男校。据说在充满阶级斗争的年代,为保卫祖国、建立强大的中国军队,就必须保留这种男女分校的教育传统,以男校为主要兵源地。我的母校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就是一所典型的男校,而与我们一墙之隔的二龙路中学则是男女混合的学校。

当时我们第三十五中学被一条胡同分成了两个校区,北边是老校区,一座解放前的小红楼为其标志。初一时我就在老校区上课,校办也都在老建筑区中;南区则都是新教学楼,还有一个大操场。五层高的新楼从初二到高三,一个年级占一层楼,每层的中间有十个教室,楼层的两端是教员室、实验室、图书馆等。

每到下课,上千人挤在楼道和楼梯间中,很是热闹。男校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除了教员室之外,没有女厕所。学生们可以闻到味就进,不用担心走错了门。

新学年开学的第一课,就是讲语文课中第一篇文章《梁生宝买稻种》,里面有个人物叫“任老四”。讲到“任老四”这一段时,老师提问了我,也刚好这个班只有我一个姓任的。于是“任老四”就在同学们相互都还陌生、彼此叫不出名字的时候,成了我的外号。

至今也许有许多同学已记不清我的大名,但一定还记得我“任老四”这个绰号。如今仍和我保持联系的许多同学也都亲切地称呼我为“老四”,这让一些圈外人误以为我是在家里的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。其实,班上的每个同学都在课堂中的某个时刻被起过有特色的外号。许多外语单词也都成了同学们的“名字”,如“橘子”“猪”等等。

五年级之后,同学们为了省下公交车费,常会结伴一起步行回家。那时我们住校,通常会在星期日晚归校时,拿到父母给的两三毛钱公交费。当时的公交车是按四分、七分、一毛、一毛五的标准,分站计价的。

五六站路程的车费一般在一毛之内,为了省下这一毛钱,我们会长途跋涉,步行回家,沿着城墙外的外护城河(由木樨地向南的那条河),经市府大楼取道木樨地,然后沿铁路向北到三里河。

那是段自由欢乐的时光,一群背着书包的孩子一路上,或打打闹闹,或跑跑跳跳的。夏天采着草中的小花,撩拨着河中的清水,秋天抓着不再活跃的蚂蚱,品尝着红的、紫的叫不上名称的野果。从菜市口到三里河或军博,对十岁出头的孩子来说,也是一段不近的路程。那时的北京城还没有现在四通八达的马路,没有高楼大厦。城外尽是破旧的平房区、荒野和正在建设中的各种工地,我们还要从一条每天都有很多火车通过的铁路跨过。

上中学后许多人都有了自行车,有时仍会一路同行,回忆这段日子都会有无尽的欢乐。后来因为不分在一个班,“文革”后联系得就不多了。

上初一时班上的辅导员是姚明伟,姚依林的大儿子,高三后他去了越南学习,中间由蒋小泉接手过一段时间。再接下来就是王岐山了,当时他上高二,他是陪伴我们时间最长的辅导员,从在校学习到上山下乡,再到北京工作,我都跟他保持各种各样的联系。至今他还会偶尔在半夜打来电话,我们经常一聊就聊很久。

初中的辅导员对我们来说就像大哥哥,他们并不是什么精神上的导师,但却可以用比初中生更多的阅历帮助我们独立思考。满15岁之后我要退出少先队了,岐山找我谈话,让我写申请,申请加入共青团,但我的注意力却被小学没有的篮球、足球、排球所吸引,以致我最终和共青团擦肩而过。这件事让岐山至今耿耿于怀,数次见面都跟我一再提起,而这一步之差,对我的后来也影响深远。

不知道今天的中学,是否还有这种高年级学生到低年级学生班中当辅导员的制度。但对于初中生而言,有了哥哥或姐姐式的帮助比只有师生之间关系的教导要有用得多,遗憾的是我们连初二都没毕业,中国就开始了“文化大革命”!

(本文摘自任志强自传《野心优雅》)

发布日期:2013年10月29日  所属分类:队室闲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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